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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部门

忆田庆山老师

作者:

汪厚铎

来源:

访问量:

2011-09-19

  

畸人老田
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忆田庆山老师
 
汪厚铎
 
“畸人”就是“奇人”,还有“不偶于世”、“孤零人”等含义,古史中有《畸人传》。田庆山老师古貌古心,有古人风,所以我用了这个标题。
老师和我是同龄人,同在教育研究室工作过,同楼同单元居住,门对门,彼此很熟,我就叫他“老田”。
老田河南人,参加革命工作很早,是离休干部,袁福校长(高干)去世后,全校数他工资最高,然而,他的生活却奇俭。
老田和老伴谢婆经常自擀面条吃,素食,偶尔吃两个鸡蛋。谢婆去世后,他每天早晨拿个小竹箕子去食堂买两个馒头,用块旧纱布盖着端回家,倒杯开水,这就是他的早餐。中餐晚餐都吃光面条。女儿田珍出嫁了,星期天有时回来看望老爸,才带些蔬菜给他吃。孔子曰:“贤哉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!(《论语·雍也》)这话移用于老田,是很恰当的。他常年穿一套旧的蓝色中山装,并不邋遢,只是洗而又洗,日益褪色了。严寒的冬天,还是这个着装,里面只加了毛衣,不穿棉衣棉被,不戴帽子,光着短发稀疏的脑袋,脚上是一双儿子不要了的旧皮鞋,袜子后跟都破了,冻得瑟缩着,还是硬挺住。偶尔感冒,决不打针吃药,煮碗汤面,撒些胡椒粉,热气腾腾地吃下,钻进被窝,睡一觉,出身汗,就好了。别的病痛,他没有,从不报销药费。
老田比我早几年在教育研究室工作。我调该室时,走进去一看,只见大半间堆满了杂物:板炭、火盆、电扇、报纸等,南窗下挤着放两张写字台,我们相对而坐。他夏天不开电扇,用纸把它包裹起来;冬天不生火取暖,总务处每年送来的板炭越堆越高;报纸看后,一张不缺地整整齐齐叠码起来,因是公物,决不私自处理,也越码越高。我打熬不住,夏开电扇,冬烧炭火,他笑而观之,不靠近,不分享。我早就听说老田的一管坏货钢笔用了几十年,破了,舍不得丢弃,还在使用。为了验证此说是否属实,我向他索取仔细察看:笔管折断了,他用细绳捆扎好,笔尖分叉了,他照样能书写。我试写过,纸都刺穿了,根本没法使,可他熟能生巧,运用自如,我很佩服。
老田教高中数学课,每天就用这管破钢笔写教案,改作业。除教课外,校领导还交给他一个接待来宾的任务。他干什么都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,教学是这样,接待也是这样。他为人非常低调,忠厚老实,和蔼可亲,没一点儿架子,每次接待来宾,拖洗地板,抹试桌椅,倒痰盂,打开水,介绍学校概况,回答提问,引导参观,全都由他一人包揽。他口齿讷讷,不善言辞,但准备充分,讲述简明,答问不厌其烦。我校知名度高,经常有国内外宾客前来访问参观,校领导若有来必迎,每次亲自接待,一搞大半天,委实招架不住;老田出来完成这项任务,功不可没。
接待国内外宾客,老田已熟练,可谓有一套了。但这是任务,是工作,至于个人,他可是完全自我封闭的。他不交友,无应酬,除非工作需要,从不跟谁接触、谈话。我和他同在一室相对而坐,总是各自埋头工作,有空就看看报,极少交谈,更不可能闲聊天儿,因此,对于他的所思所感,你是没法知晓一二的。“文革”期间,全国打打斗斗,乱成一团,全校也斗来斗去,闹得沸反盈天。有的“造反”,有的“保皇”,有的“逍遥”;惟独老田,既无什么“辫子”可抓,不会挨斗,也没一点“革命”激情,不去斗人,谁都看不出他如何“站队”,也就是说,他没有“观点”,没有“立场”。他是老革命、老党员,竟如此出格,一些同志私下议论,认为此人浑浑噩噩、麻木不仁,实在太“落后”了,应该“劝退”。他非“造”非“保”,但并不“逍遥”,只要有劳动,他就积极参加(例如下乡去农,插秧割麦);只要有工作,他就尽力去干(例如接待“大串联”的人,为其住宿服务)。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重新审视那时的老田,仍是一个谜,一个值得一猜颇有意思的谜。我想,老田经常看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,是关心天下事的,对于“文化大革命”,也许曾一度困惑迷惘过,但决不会毫无看法,无动于衷,相反,他定会内心痛苦,郁结难解;他绝非浑浑噩噩、麻木不仁,相反,也许他比众多自以为“革命”自以为“紧跟”的人清醒得多。他是最讲原则、最纪律的人,眼看整个国家长期陷于无政府无法纪的混乱状态,他能不反感吗?他是心地善良、情怀温和的人,眼看自上(中央文革小组)而下(各种“造反”派)那些斗呀杀呀凶狠、残忍的所作所为,他能不反感吗?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猜想,他的“观点”就是:全面否定这个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,渴望这番大胡闹赶快收场,赶快恢复和平安定的局面。当然,他不是顾难,他远没有顾准那么高明那么睿智;他也不是张志新、遇罗克,他远没有张、遇那么勇敢那么豪壮。他很平凡,他处处小心谨慎,性格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在血与火的恐怖、疯狂年代中的静观默想者。他什么“派”都不是,他只认定一个硬道理:劳动是神圣的,工作是美好的。
说老田最讲原则,事例很多,上述不卖旧报纸就是一例,这里再讲一件简直难以置信的奇特的大事。他的老伴谢婆晚年双目失明,后来又患重病,住进医院治疗半个多月,无效回家。一天夜里谢婆死了,老田含泪无声息地守着遗体,儿子老二田英及其妻女三人都在家里,毫不知晓,天亮起床,洗漱后各自上班、上学去了,他才告知总务处,说要丧事从简,悄然火化。校领导认为不妥,无论如何总该通知两个儿子以及儿媳、孙女们都回来。他们回来后,既悲伤又抱怨。大儿子田进哭诉道:“我在潜江油田,老妈卧病好几个月,老爸也不打个电话给我,我没见老妈最后一面,枉为人子啊!……”老田为什么如此不近人情?是和谢婆感情不好么?不,他俩是同艰苦、共患难、相依为命的好夫妻,他献的花圈挂着一副挽联,抒发了深挚的恩爱之情。(我记性衰退,可惜联文忘了。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:教数学的老田原来熟谙平仄,善对仗,有诗才!连带讲一下,有一次我在校园里看到老田为学校写的通知,字楷书,朴拙坚实、整齐端正,书如其人。我又惊讶发现:原来老田还是我校深藏多年、今日始露的一枝笔!此后这枝笔被领导看中、群众赞许,公告栏上经常张贴出他的墨宝。)他如此怪异,实质是为了坚持一条原则:工作第一,学习第一。在他看来,工作、学习不是个人的事,而是关乎国家利益的大事,绝不可受到丝毫的影响。
工作第一,工作美好,对于老田来说,工作就是生命。1987年,老田应该离休了,他委实不愿离开工作岗位,但政策规定他绝对遵守,万般无奈地办了离休手续。他离开了讲堂,离开了教育研究室,简直没法活下去。他没有娱乐活动,不搞体育锻炼,更不养宠物,一天到晚,百无聊赖,思来想去,终于去找校长要求工作,声明是义务劳动,不要报酬,校长叫他就在“校务办公室”随便做些事,可他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上班。这样直到70多岁了,领导劝他回家,好好养老,他又去校办“教育书店”义务上班。后来书店停办,他再没去处了。没有了工作,他生命等于零,精神完全空虚、彻底崩溃了。他常常整天痴呆地站立在南家属区的门口,像只老猿攀扶着铁栅门,凄凄惶惶,我看了真心酸!
不久,春节即将来临。2004年的除夕,在鞭炮声中,在家家户户欢庆、祝福之际,老田刚吃完一碗面,突然倒下了。他长期干瘦,脸色枯黄,显然营养不良,可能贫血,但他自觉健康,每两年一次的全校体检,从不参加。校医却发现他血压偏高,嘱他吃降压药,他不在乎,不吃药。年末很冷,他衣服单薄,血管收缩,导致脑溢血而亡,享年80。田进说:“毛线帽、羽绒服、棉裤、棉鞋,很早就给老爸全买了,可他就是不肯戴不肯穿。我向他下跪,哀求他给我们顾点面子,别让人家戳脊梁骨,指责我们太不孝,可他就是不听!”
人们不禁要问:老田一辈子奇俭、苦行,攒钱不花,岂非守财奴“葛朗台”么?请别这么说,他生前表示过:留作家庭教育基金,两个孙女将来由小学而大学,谁有志气出国留学,都由此开支。
老田作古了。他是华师一附中最不出头露面的人,很容易被人淡忘。然而他的身影,他的精神,永远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2011 /

09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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